尹洙：攜筆從戎的文史學找九宮格交流家–文史–中國作家網
宋仁宗慶歷五年（1045），“慶歷新政”被徹底廢止，到年末時，改造派官員也所有的被處置終了。56歲的范仲淹先罷參知政事，又罷陜西四路安撫使，從陜西邠州調往河南鄧州擔負知州，開啟了他牧守處所的暮年歲月。
有一天，一位名叫李仲昌的人來找范仲淹。李仲昌說他要往隨州找尹洙（1001-1047），請尹洙幫本身往世的怙恃寫墓志銘，問范仲淹有沒有什么工具捎曩昔。尹洙也是改造派官員，新政掉敗后被貶到了隨州。與其別人分歧的是，尹洙所受的處分要重得多，不只官銜降了好幾級，還被“復職檢查”了。
范仲淹此時剛到鄧州，還沒來得及跟尹洙聯絡接觸，就乘隙給尹洙寫了一封信，托李仲昌帶曩昔。后來尹洙回信先容了本身的情形，范仲淹把尹洙的情形跟疏散各地的伴侶們說了。大師都很關懷尹洙，但由于隨州比擬落后，通訊未便，伴侶們要么向范仲淹探聽尹洙的情形，要么給尹洙寫信，托范仲淹轉交。
過了一段時光，又有人托范仲淹給尹洙送信，范仲淹就趁便又給尹洙寫了一封信，和伴侶的信一路送曩昔，這封信就是躲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師魯帖》。
尹洙的官銜不高，不是改造派的骨干，為何遭遇重罰？為什么大師都很關懷尹洙？李仲昌為何要跑幾百里地找他寫墓志銘？本篇就以范仲淹的《師魯帖》為線索，講講尹洙的故事。
（宋）范仲淹《師魯帖》臺北故宮博物院躲
有學問的正人
《師魯帖》內在的事務如下：
仲淹稽首。
“稽首”是手札中常用的敬詞。
李寺丞行，曾……。
李寺丞就是李仲昌，他那時的官銜是年夜理寺丞，可簡稱“寺丞”。“曾”后面這幾個字零落了，不外有些史料記錄的是“曾奉手削”，所以這句意思是：李寺丞要往找你，我曾讓他給你帶了一封信。
遞中亦領來教。
后來收到你的回信。
承動止休勝，仲淹其中無事。
我這里一切都好，沒什么事。
但兒子病未得病癒，亦漸退減。
只要兒子的病還沒痊愈，但已逐步惡化。范仲淹這個生病的兒子是他的宗子范純佑。范純佑愛好修煉道家功法，有一天練功進境的時辰遭到驚嚇，從此心智掉迷。
田元均書來，專奉上。
田元均給你寫了一封信，托我轉給你。田元均就是田況，他也曾在東南抗擊西夏。
近得揚州書，甚問師魯，亦已報他貧且安也。
比來收到揚州來的信，他很是關懷你的狀態，我曾經告知他你今朝固然貧苦但很安心。揚州來的信是指韓琦寫的信，由於新政掉敗后韓琦外放揚州。
暑中且得，未動亦佳。
“暑中”有兩個意思，可以指盛夏，也可所以中暑的意思，所以這句話可以有兩種懂得，一種懂得是：盛夏到來了，不運動也好；第二種懂得是：既然中暑了，不運動也好。
惟正人為能樂道，正在此日矣。
正人善于修身養性，恰是在這種時辰啊。
加愛加愛，不宣。
珍重，珍重，未幾說了。
仲淹……師魯舍人擺佈。四月二十七日。
“仲淹”后面的字零落了。“師魯”是尹洙的字，“舍人”是尹洙官銜“起居舍人”的簡稱。
尹洙誕生在上一個新千年伊始，也就是1001年，他與范仲淹、歐陽修、韓琦等名臣都長短常要好的伴侶。尹洙能取得那么多的友情，重要緣由在于他是一個有學問、有才幹、有正人之風的士年夜夫。
尹洙的文章寫得特殊好，好到什么水平呢？可以拿我們熟習的歐陽修來做比擬。歐陽修是“唐宋八大師”之一，是北宋古文活動的魁首人物，但尹洙比歐陽修更早提倡古文。所謂古文，是指先秦至漢朝的文章。自南北朝以后，文壇風行駢文，重視情勢，也就是辭藻、排偶、聲律等，但不太重視思惟內在的事務，所以唐朝的韓愈、柳宗元就死力否決這種脆而不堅的駢文，提倡言之有物的古文。固然唐朝古文活動獲得了必定的成績，可是到了五代和宋初，駢文再次風行，所以北宋又有人開端倡導古文，這就是唐宋時代的“古文活動”，尹洙是晚期代表人物之一，在那時享有盛名。
邵博的《聞見后錄》中有如許一句話：“師魯于文，永叔所敬也。”師魯是尹洙的字，永叔是歐陽修的字，這句話意思是：尹洙寫的文章，歐陽修也要敬仰。
范仲淹曾如許評價尹洙：“其文謹慎，辭約而理精……復得歐陽永叔從而振之，全國之文，一變而古。”范仲淹也以為尹洙是北宋古文的前驅者。
南宋有名詩人尤袤說：“我朝古文之盛，倡自師魯，幾回再三傳，而后有歐陽氏、王氏、曾氏。”尤袤以為歐陽修、王安石、曾鞏這些名列“唐宋八大師”的人物都算是尹洙的傳人，足以闡明尹洙在那時文壇上的位置。
不外，尹洙所善於的文學，跟我們此刻所說的文學是有差別的。我們此刻所說的文學，重要是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等。而尹洙所善於的古文，是唐宋古文活動佈景下的文學創作，它有兩個特色：
一、它是在克制踏實駢文的活動中逐步構成的，它否決在文章中過度講求押韻、對偶以及應用虛華的詞采，倡導說話文字淺顯易懂；
二、古文活動與儒家思惟互相關注，也就是說，唐宋古文家們請求文章要能表現儒家思惟，并且對社會成長無益。尹洙寫過九篇“雜議”，每篇講一個題目，每一篇的文字都未幾，好比《敘燕》這篇是評論先秦時代的燕國，《原刑》這篇是議論刑法的，《敦學》這篇是講教導的。總之，都是有感而發，一針見血，平易淺顯，字少意多，不牽絲攀籐。
尹洙仍是一名汗青學家。歐陽修編寫史乘有時要向尹洙就教，歐陽修還曾拉著尹洙一路編寫“五代史”，尹洙本身也寫過極簡版的《五代年齡》。尹洙寫文章的時辰，常常從汗青文獻里旁征博引，讀起來有跨越萬年的厚重感。
尹洙頗有正人之風，最典範的例子是在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彈劾宰相呂夷簡而被冠以“朋黨”罪名的時辰，尹洙自告奮勇，自動請求成為范仲淹的“朋黨”，是以被貶到處所上擔負酒稅官。
清楚了尹洙的才學和操行，就能懂得為什么他的伴侶圈那么強盛，為什么李仲昌要跑幾百里地往找尹洙寫墓志銘了。
攜筆從戎
這般有才學、伴侶圈這么強盛的尹洙，是若何走到貶官復職的田地呢？這要從康定元年（1040）三月的一份錄用書說起：太子中允、知長水縣尹洙，權簽書涇原、秦鳳經略安撫司判官事。
康定元年正月，宋朝和西夏打了第一場年夜戰——“三川口之戰”，宋朝戰勝。朝廷見火線的官員頂不住西夏，當即往東南增派新的官員。那時戰區的重要引導都是文官，但有軍事才幹的文官是多數，朝廷沒有這方面的儲蓄，良多職位要靠推舉或引導自立“僱用”。好比范仲淹是由韓琦推舉的，范仲淹擔負陜西經略安撫副使之后，需求一名掌書記，相似于文秘，他就想“僱用”歐陽修，由於歐陽修文章寫得好，但歐陽修謝絕了，他瞧不上這份任務，感到憑本身的才幹往處置信箋、奏章之類的文件，實屬年夜材小用。
尹洙是被一名叫作葛懷敏的官員“僱用”的。葛懷敏的派遣是“涇原路副都安排兼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副使”，陜西分四路，葛懷敏是此中兩路的副職，他需求一名判官（相當于助理），就相中了尹洙。
尹洙自從支援范仲淹而被貶之后，一向在處所上擔負初級官員，后來由於父親往世而回洛陽老家服喪。面臨葛懷敏的號召，尹洙的選擇跟歐陽修分歧，他絕不遲疑地往了。尹洙一向對軍事很感愛好，常常議論兵事，能無機會上疆場殺敵報國很是合適他的愿看。
從深條理講，尹洙的這種選擇與儒家經世致用的精力是分歧的。抱有這種治學精力的文人士年夜夫，他們的治學方法不只是從書本到書本，還有書本與實行相聯合。尹洙這種精力既表現在他研討汗青上，也表現在他的文學寫作上，終極目標都是“致用”，朝堂需求就往朝堂，疆場需求就上疆場。
在那時，持有這種不雅念的官員良多，好比我們熟習的范仲淹、王安石，他們都是儒學的學者，固然各自所善於的細分範疇分歧，但終極目標是雷同的，都是用在國度需求的處所，不會有文高于武或武高于文的狹窄。
所以，在停止父喪之后，尹洙就奔赴陜西，將本身的才幹貢獻給了邊境。
尹洙在戰區寫的工具，有一類是寫給朝廷的奏章，重要內在的事務就是議論某個詳細的題目息爭決計劃。尹洙在寫這類文章時有一個特殊顯明的特征，那就是他會算汗青的賬。好比，在《息戍》一篇中，尹洙提出朝廷采用唐朝的“府兵制”。“府兵制”最年夜的特色是兵農合一，兵士農忙時勞作，農閑時練習，並且兵士自備兵器和食糧，朝廷很省錢，而宋朝的兵制是“募兵制”，兵士是全職甲士，一切所需支出由朝廷承當，朝廷破費良多。為了支撐本身的主意，尹洙列出一組數據：
東漢尤甚，所需支出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
意思是說，東漢時沒有采用“府兵制”，兵士的破費經常多達上億，在漢安帝時代，羌族兵變，朝廷為彈壓兵變，十四年間花在兵士身上的錢多達二百四十億。
接著，尹洙筆鋒一轉，談到陜西用兵的近況：
今東南四帥，守兵十余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以十萬眾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余億，方宿世數倍矣。
意思是：此刻東南四路，兵士有十多萬，一個兵士一年年夜約要破費兩萬錢，十萬兵士一年就是二十億。自從黨項首級李繼遷逝世了之后，東南三十多年不兵戈了，可是花在戍邊兵士身上的錢仍是多達六百余億，是東漢時代的良多倍。
這些數據，表現了尹洙作為一名汗青學者的特色，數字一拿出來，比任何長篇年夜論都有壓服力。
尹洙在戰區所寫的工具，還有一類是政論文，重要是就某事提出本身的不雅點。好比，宋朝與西夏的第二場年夜戰“好水川之戰”再次掉敗，朝廷追責時追到了一名文官耿傅的頭上。有人說是由於耿傅督戰太急才招致掉敗，但后來在戰逝世將領的尸體上找出了耿傅的親筆信，發明耿傅是無罪的。這個時辰，尹洙就施展了他作為一名文學家的專長，他共享空間給朝廷上書，具體講述全部經過歷程，幫耿傅申冤。同時，他還寫了兩篇精幹的短文為耿傅正名，分辨是《憫忠》和《辨誣》。比擬于客不雅的陳說息爭釋，當用文學來描寫一件工作的時辰，會更有影響力。
在戰鬥剛開端的時辰，范仲淹和韓琦是陜西戰區“副總批示”，后來“總批示”夏竦被罷，范仲淹和韓琦并為“總批示”，在韓、范兩位引導兼伴侶的手底下任務，尹洙的任務一向都比擬順遂。可是在慶歷三年（1043），宋夏兩國開端和談，范仲淹、韓琦被調回朝廷，尹洙迎來了一位讓他翻船的引導。
接替韓、范的人是鄭戩，他成為了“陜西四路馬步軍都安排兼經略安撫招討等使”，也就是陜西戰區“總批示”。鄭戩擔負過三司使和樞密副使，后來遭宰相呂夷簡排斥，被外放至杭州。鄭戩離京前請求往陜西戰區，朝廷沒批准。不外，在到了杭州的第二年，即慶歷二年（1042）底，鄭戩如愿以償往了陜西，由於火線破費很年夜，需求鄭戩往治理物質賬目。幾個月后，鄭戩就接替范仲淹和韓琦成為戰區“總批示”。
鄭戩駐軍涇州，此時的涇州知州恰是尹洙，尹洙和鄭戩是同年，都是天圣二年（1024）的進士。按說同年在一路任務應當是很親熱的。不外，尹洙在鄭戩眼前卻只要敬畏感。起首是由於鄭戩比尹洙要年長9歲，無論官、職、派遣，鄭戩都比尹洙高良多。並且鄭戩政績凸起，深得仁宗天子的信賴，此刻又成了戰區的一把手。別的，他一向在查戰區的賬目，我們熟知的“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就是由於鄭戩查滕宗諒（字子京）的賬招致的。鄭戩性情強勢，風格凌厲，官員們在他眼前城市膽戰心驚，生怕被他查出什么題目。所以，尹洙在鄭戩眼前老是警惕謹嚴，與鄭戩堅持必定的間隔。
不外尹洙這種警惕翼翼的日子沒過太久，三個月之后，尹洙就從涇州調到了相鄰的渭州擔負知州，并“兼管勾涇原路安撫都安排司事”，相當于涇源路“分批示部”的屬官，並且官品也升了一級。對尹洙來說，這本是一件功德，但就是在這個職位上，尹洙碰到了招致他政治生活中止的一場變亂。
水洛城之爭
水洛城位于渭州和秦州中教學心，年夜約在明天的甘肅省莊浪縣。水洛城固然在地輿上位于宋朝境內，但由于是多數平易近族聚居地，一向處于自治狀況，要不是宋夏戰鬥迸發，良多人都不會在意這個處所。戰鬥迸發后，它的計謀價值凸顯出來，由於它可以作為秦州和渭州之間遠相照應的直達站，避免仇敵從這里穿越而侵進邊疆。
斟酌到水洛城的城墻已破敗不勝，慶歷二年（1042）時，范仲淹就提出重建水洛城，沒想到第一個起來否決的倒是他的同事兼老友韓琦。
韓琦那時正擔負秦州知州，他剛花鼎力氣加固了秦州城，還給舊城加了一個堅固的外城。這項工程曾經花了良多財帛和人力，假如在離秦州不遠的處所再破費重金修一座城，韓琦以為沒有需要，性價比太低，還不如用這些錢和人力往加固其他更具計謀價值的城寨，所以他提出朝廷不要修水洛城。朝廷正缺錢，就聽了韓琦的提出，沒批準重建水洛城的項目。那時尹洙正擔負秦州通判，是韓琦的副手，所以尹洙對此事很是清楚，他跟韓琦持雷同主意。
固然不修城了，但針對水洛城的“統戰”任務仍是要做的。一名叫劉滬的武將在水洛城收攏了數百頃的良田，屯兵耕種，同時暗裡籠絡多數平易近族的酋長們，盼望他們回順宋朝。到鄭戩擔負戰區“總批示”以后，劉滬就壓服酋長們獻下水洛城，酋長們批准了。鄭戩令劉滬率一千戎馬前往接收獻地，劉滬到了之后，忽見數萬人合圍過去。劉滬這才了解入彀了，但他并未張皇，而是鎮靜自如地批示，硬是憑著一千人擊潰了數萬人，終極收服了水洛城。
水洛城回附宋朝之后，酋長們盼望朝廷能給他們封官，鄭戩感到可以趁此機遇組建數家教萬人的蕃兵來抵御西夏，就向朝廷請示重建水洛城和籌建蕃兵之事。此時正值范仲淹掌管“慶歷新政”時代，范仲淹之前就想重建水洛城，此刻鄭戩再次提出這個計劃，范仲淹天然是支撐的，于是朝廷批准了鄭戩的請求。鄭戩就讓劉滬擔任水洛城修停工程，還派了一名叫董士廉的文官協助他。
工程于慶歷三年（1043）十月開工，可是到第二年正月時，朝廷又忽然命令不修水洛城了。本來，韓琦傳聞水洛城開端建築了，就再次表現否決。此時韓琦已升任樞密副使，並且還擔負陜西宣撫使，有很年夜的話語權，加之他之前在東南待了三年多，他的話很是有壓服力，于是朝廷就聽了他的提出，命令罷修水洛城。
之前范仲淹請求修水洛城時，韓琦表現否決，可以懂得為不雅點分歧。但此時朝廷曾經批準了，並且工程也開端了，韓琦為什么就要禁止呢？他就不怕獲咎鄭戩嗎？這很能夠跟鄭戩在戰區查賬有關。在戰鬥時代，良多賬目是沒法完整合規符合法規的，紛歧定是貪污腐朽，有時就是廉價行事，但鄭戩查起賬來是眼里不揉沙子，涓滴掉臂及情面。韓琦之前是戰區年夜引導，查出的題目越多，他這個後任引導所受的連累越多，或許這才是韓琦要找鄭戩費事的重要緣由。
鄭戩傳聞水洛城項目被停之后很賭氣，城池修一半不修了算怎么回事，並且此時復工，水洛城的酋長們和蒼生們也不會承諾，萬幾回再三鬧出什么變故就費事年夜了。于是鄭戩一邊令劉滬和董士廉不要復工，一邊給朝廷打陳述請求持續修城。
韓琦見鄭戩沒有服從朝廷的詔令，就向朝廷提提出，將鄭戩調離了涇州，調到了靠后方的長安。鄭戩調走之后，水洛城回誰管呢？恰是尹洙。尹洙曾是韓琦的助手，他也否決修水洛城。韓琦的意圖很顯明，既然你鄭戩不遵從號令，就把你調得遠遠的，讓你夠不著，然后換我的人來管這個事。不外，韓琦仍是低估了鄭戩的決計。
鄭戩臨走之前仍然命令讓劉滬和董士廉不要復工，同時他跟尹洙交接，水洛城的事你別管，我還會持續跟朝廷打陳述的。韓琦見把鄭戩調走仍然沒起感化，就結合諫官歐陽修持續向朝廷進諫，免職了鄭戩擔負的“陜西四路都安排”頭銜。假如鄭戩持續擔負這個頭銜，他就仍然是戰區“總批示”，無論調到哪里，他都有權管水洛城的事，所以韓琦才想措施免職了他這個頭銜。
可是，鄭戩仍然沒有干休。固然別人調走了，也無權干預水洛城的事了，但他仍然不斷地給朝廷打陳述，陳說水洛城的短長關系，盼望朝廷批准持續修城。韓琦也持續否決修城，同時讓尹洙和擔負涇源副都安排的狄青一路寫陳述陳說否決修城的來由。朝堂為此事群情紛紜，難以決定，最后決議派一個“中心查詢拜訪團”來水洛城現場考核，看能否有需要持續修城。
當朝堂上為此事爭辯不休時，水洛城現場可一向沒復工，這讓尹洙很難堪。尹洙固然也惹不起鄭戩，但究竟朝廷曾經下了罷修水洛城的號令，並且鄭戩此刻也無權干預水洛城了，尹洙只能按“紅頭文件”處事。尹洙一開端也不想把關系搞僵，他充足施展了一名文學家的專長，屢次給劉滬和董士廉寫信，盡力做他們的思惟任務，盼望他們能遵照朝廷號令，可是都沒有用果。尹洙又撤回了聲援修城的兵士，也不再給水洛城項目撥款，可劉滬和董士廉卻說水洛城蒼生愿意本身出錢出力修城，假如此時非要復工，沒法跟本地蒼生交接，生怕他們會肇事。
此時曾經到了慶歷四年（1044）三月，水洛城的城墻曾經快修完了，就差女兒墻沒修了。既然蒼生們愿意本身出錢出利巴城修完，那就讓他們修完欠好嗎？實在，工作鬧到這個田地，曾經超越了修城這件事自己，而是曾經上升為一個政治事務，一邊是支撐修城的鄭戩、劉滬、董士廉，一邊是否決修城的韓琦、尹洙、狄青。不論城是不是快修完了，尹洙只能持續否決，于是他果斷號令劉滬和董士廉復工，劉滬和董士廉就是不從。尹洙又找了一名武將往替換劉滬，想把劉滬調走，可劉滬果斷不交權，還辱罵了尹洙和狄青。尹洙怒了，就令狄青率兵往水洛城，以違背軍令的罪名把劉滬和董士廉抓進了牢獄，還預備擇期問斬。
水洛城蒼生一看劉滬和董士廉被抓了，還要問斬，剎時炸了鍋。固然之前他們否決回順朝廷，還抗擊過劉滬，但劉滬收服水洛城之后，愿意為本地蒼生謀福利，愿意給他們修城，博得了民氣。此刻蒼生們見劉滬為了給他們修城，居然掉臂朝廷號令，甚至還要搭上生命，年夜為激動，就開端聚眾肇事，還殺了仕宦，預備營救劉滬，局勢一會兒掉控了。
就在這時，“中心查詢拜訪團”到了。蒼生們當即往找查詢拜訪團起訴，表現可以不費朝廷的財帛，而是以眾籌的方法把城修完，盼望朝廷開釋劉滬和董士廉。查詢拜訪團聽取了平易近意，考核了施工現場，又往牢獄見了劉滬和董士廉，發明劉滬曾經岌岌可危，董士廉也渾身是傷，顯然是遭遇了暴力抓捕。查詢拜訪團將現場情形上報朝廷，朝堂上也當即炸了鍋，爭辯的核心從修不修水洛城轉為了若何處置這起變亂。
年夜臣們暢所欲言，有的說應當處分劉滬和董士廉，由於他們不服從朝廷的號令，還違背下級引導的指令；有的說應當處分尹洙，由於他幹事莽撞，還凌虐年夜將和文官；還有的說應當重辦狄青，由於抓捕舉動是由他實行的，劉滬和董士廉受傷也是他形成的。
身為諫官的歐陽修也提出了本身的看法，他說這件工作兩邊都有錯誤，但都不克不及重罰，由於劉滬深得水洛城民氣，處分他分歧平易近意，並且此事還觸及文臣和武將之爭，假如處分了劉滬，會讓武將們冷心，對國度晦氣，所以應當開釋劉滬和董士廉，讓他們持續把城修完，算是戴罪建功了。至于尹洙，他按照朝廷號令處事，沒有年夜的錯誤，也不克不及重罰，但不克不及再讓他跟劉滬同事，所以就把他調走。至于狄青，他只是受命行事，又是可貴一見的將才，所以也不要處分他。仁宗天子感到這個計劃比擬折衷，就采用了歐陽修的處置看法。
最后，劉滬和董士廉回到水洛城把城墻修完。顛末此次事務，劉滬深得水洛城蒼生的敬愛，朝廷就服從平易近意，把劉滬錄用為水洛城的主座。劉滬在水洛城事務中頭部受傷，沒幾年就往世了。劉滬逝世后，朝廷又讓他的弟弟接了班，持續治理水洛城。時至本日，劉滬兄弟依然為本地蒼生銘刻，此刻甘肅省莊浪縣有一座宏偉的劉將軍留念館，就是留念他們兄弟的，里面有劉氏兄弟的墳塋和為他們建築的將軍廟。前些年，本地劇院還編排了一出秦劇《水洛城》，就是以劉滬建築水洛城的業績為原型的。
尹洙事后被調任潞州知州，為了不讓人感到此次調動是在處分尹洙，就把他的官品升為從六品的起居舍人，這就對應了范仲淹在《師魯帖》中稱尹洙為“師魯舍人”。
水洛城案還觸及了別的一小我，就是范仲淹《師魯帖》中的“李寺丞”，也就是李仲昌。事務產生時，李仲昌是尹洙的手下，曾為尹洙出謀獻策。“中心查詢拜訪團”的查詢拜訪官員在陳述中將李仲昌描寫為一個“陰獻計畫，務在特務”的君子，提出務必將李仲昌調離渭州。
政治斗爭的就義品
水洛城的案子到此就算停止了，假如工作就此消停了，尹洙也就沒什么事了，可是有人還不想消停。
鄭戩由於這件事丟失落了戰區“總批示”的頭銜，本身的手下還被打成輕傷，關進牢獄，董士廉也感到本身沒有嚴重錯誤，並且本身好歹是個文官，卻被尹洙抓進牢獄遭遇凌虐，而闖禍人尹洙和他背后的韓琦卻沒有遭到任何處分，尹洙還升官了。他們咽不下這口吻，就靜待機會，乘機報復。
第二年春天，機遇來了。由于“慶歷新政”遭遇強盛阻力，仁宗終止了新政，范仲淹罷參知政事，富弼罷樞密副使、支撐新政的宰相杜衍被罷相，諫官蔡襄、歐陽修等也被外放了，只剩韓琦還在擔負樞密副使。鄭戩和董士廉抓到了雪上加霜的機遇，于是由董士廉出頭具名告發尹洙有公使錢的腐朽行動。
所謂公使錢，又叫公用錢，是官府和部隊的接待費，重要用于公事招待或許賞賜將士。公使錢的應用并沒有特殊嚴厲的規章軌制，重要由官員自行把握，只需不過分分，普通情形下也不會究查。但恰是由于公使錢的這個特色，它可以成為政治斗爭的東西，想針對誰的時辰，就嚴查他的公使錢賬目。
既然有人告發了，朝廷就派人往查。查來查往，發明尹洙的賬目并沒有年夜的訛奪，只要一點不太合規，那就是他曾調用公使錢和軍費為部屬還貸，后來又用部屬的薪水把這筆錢還上了。這種做法在那時的東南戰區不算什么年夜事，並且也沒有形成喪失，假如不是有人咬著不放，最基礎就不值得究查。
可鄭戩就是要窮治尹洙，尹洙曾是韓琦的部屬，尹洙犯法，韓琦也要承當連帶義務。韓琦天然了解這件事是沖著他來的，在以往，韓琦確定不會丟下尹洙不論，可此刻是特別時代，韓琦都自顧不暇了，也沒法替尹洙措辭。迫于言論壓力，韓琦在尹洙案被判決之前就自動請求分開朝廷，調往揚州了，范仲淹《師魯帖》中提到的“揚州書”就是韓琦后來寫的信。
尹洙本就是改造派官員，是被打壓的對象，又趕上腐朽案，無人擔保又位置較低的尹洙被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崇信軍在隨州，節度副使是一個從八品官，等于官降四級，並且只保存官銜，不設定任務。這個待遇跟多年以后蘇軾被貶廣東惠州時相似，蘇軾也是被貶為節度副使，不得簽訂公務。
被貶隨州的尹洙很是郁悶，卻有苦說不出。他之前很是愛好寫工具，寫汗青，論兵事，給天子寫陳述議論國度年夜事，當伴侶遭到不公平待遇時他就積極相助申述，可是此次被貶之后，他卻一個字都沒有寫。固然尹洙堅持了緘默，但伴侶們都沒忘了他，常常有伴侶跟他通訊，請他相助寫工具，此中就包含李仲昌找他相助寫墓志銘。
尹洙被貶之后，李仲昌還一向待在東南，后來他的母親往世了，李仲昌就回老家鄧州處置凶事，剛好碰著了剛調任鄧州的范仲淹。十二年前，李仲昌的父親李垂在均州任上往世，姑且葬在了均州。李垂臨終前留下遺言，說等他的夫人往世之后，兩人再一路合葬在鄧州，所以李仲昌此次回籍就是要辦妥這件事。在合葬之前，有一樣工具必需提早預備好，那就是墓志銘。墓志銘是記載逝世者平生業績的文章，要刻在石頭上，跟棺材一路埋進地下。李垂下葬時沒有墓志銘，此次夫妻二人合葬必需要有墓志銘，那找誰來寫這篇墓志銘呢？普通墓志銘要找跟本身家關系比擬好，文筆也好，並且有必定社會位置的人來寫，李仲昌就想到了尹洙。
別的，當范仲淹在鄧州應滕宗諒約請寫《岳陽樓記》時，尹洙也在隨州應滕宗諒約請寫了一篇《岳州學記》，夸贊滕宗諒被貶岳州之后對本地教導任務的進獻。滕宗諒的被貶啟事與尹洙很類似，也是由於公使錢案，也是被鄭戩查的。
那滕宗諒是不是真有公使錢腐朽呢？要嚴厲說，確切有賬目不清的處所，但他并沒有中飽私囊，而是把這些錢用于賞賜將士，興辦教導，或許接待交往過路的官員，有時也會給官員們奉送一些路費、禮金之類的，基礎都是合適通例的。可是，當鄭戩派人來查賬時，他謝絕交待這些錢究竟花到哪兒往了，由於一旦深究，那些得過錢的人能夠就會受連累。為了維護相干職員，他居然一把火炬賬本給燒了，那沒措施了，既然賬目不清，必需得受處分。
滕宗諒的案子不算嚴重，並且那時范仲淹還在擔負參知政事，為他說了情，滕宗諒就只是貶官一級。可是，有些人依然咬住這個案子不放，這些人就是新政的否決派，他們正愁找不著進犯改造派的來由呢，滕宗諒主動奉上門來了，所以他們保持要重辦滕宗諒，這才有了“滕子京謫守巴陵郡”。
由於政治原因而被減輕處分的不止滕宗諒和尹洙，就在尹洙被貶隨州之前，還有一小我受的處分更狠，這小我就是蘇舜欽。
蘇舜欽犯的案子被稱為“進奏院案”。所謂進奏院，是中心和處所之間傳遞公函的機構，同時還擔任刊行那時的官方報紙——進奏院報。報紙的內在的事務有朝廷的靜態、天子的詔令、天子的日常生涯、官員們的奏章精選、人事任免信息、各地的災情和軍情等。其內在的事務和刊行方法與我們此刻的官方報紙曾經有良多類似之處，刊行量也很是年夜，除了下發給各級官府之外舞蹈場地，也會在平易近間出售，良多城市還有報亭。可以說，進奏院不只把握著公函傳遞，仍是很是主要的消息宣揚部分。所以，范仲淹掌管新政以后，必定要把進奏院把持在本身手里，他就推舉了支撐新政的蘇舜欽來做進奏院的引導。
蘇舜欽的佈景不止有范仲淹，他的岳父杜衍在新政末期也當上了宰相，正由于這個緣由，當改造派掉勢的時辰，蘇舜欽成了被“嚴打”的對象，僅由於一點小錯誤就被削職為平易近，目標就是將他的后臺拉上馬。蘇舜欽被除名后，一向心境抑郁，沒幾年就往世了。
尹洙的貶謫經過的事況與蘇舜欽類似，他被貶后也心境抑郁，也很快就生病了。尹洙此時才45歲，可是在東南勞累的幾年曾經讓他滿頭白發，熬空了身材，經過的事況水洛城事務和后續的一系列訴訟之后，終于是年夜病凸顯了。
慶歷六年（1046）年末，尹洙被調到均州往監管酒稅，這固然是個很是小的派遣，但終于是又開端任務了。眼看景況將有所惡化，尹洙的身材卻不可了。尹洙撐著病體達到均州，給范仲淹寫了信，范仲淹很焦急，怕他沒錢治病，就派人給他送了食品和藥，可是尹洙的病情卻涓滴不見惡化。
尹洙在均州強撐了三個月以后，終于撐不住了，就前去一百多公里外的鄧州往治病。尹洙在鄧州見到了范仲淹，跟范仲淹會商治病的事，涓滴沒有忙亂，但范仲淹卻看出尹洙曾經不可救藥了。第二天病情加倍嚴重，范仲淹對尹洙說：你如有意外，我與韓琦、歐陽修等會一路出錢供養你的家人，你就安心吧。尹洙艱巨地回應：聽到你這番話，我也就沒有什么再交待的了。在達到鄧州之后的第五天夜里，尹洙忽然索要水杯，漱了漱口，坐在案臺旁邊安然離世，享年46歲。
范仲淹曾在《師魯帖》中勸尹洙“惟正人為能樂道，正在此日矣”，從尹洙臨終的表示來看，信任他是做到了的。
尹洙下葬時，鄧州一切官員和舉人都參加為其送行。尹洙是河南洛陽人，伴侶們就給他起了一個謚號“河南師長教師”。范仲淹本想為尹洙撰寫墓志銘，但由于對尹洙早年的業績不太清楚，就交由歐陽修來撰寫。
韓琦為尹洙寫了墓表，他針對尹洙對北宋古文活動的進獻停止了蓋棺定論：“使我宋之文章，將逾唐漢而躡三代者，公之功為最多。”范仲淹收拾了尹洙生前寫的文章，為他出了一本文集《河南集》，范仲淹親身為《河南集》寫了序文，此文集傳播至今。
九年之后，范仲淹曾經離世了，而韓琦重回廟堂，登上樞密使之位，歐陽修也回京任官，已經的改造派官員又開端把握話語權，早早離世的尹洙和蘇舜欽卻再也沒無機會開啟新的人生了。韓琦和歐陽修都沒有忘卻尹洙和蘇舜欽的遭受，韓琦向仁宗懇求追復尹洙和蘇舜欽原官職，仁宗批准了。尹洙往世時留下了一個未成年的兒子和四個女兒。想到尹洙的孩子，韓琦和歐陽修都是可以或許感同身受的，由於他們二人也都是年少失怙，孤兒寡母投靠親戚才得以活命，所以歐陽修懇求給尹洙長年夜成人的兒子賜官，仁宗也承諾了。
